关注农村教育 找回家国支点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近,围绕着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制订工作的进展,在公众关注的一系列教育问题中,农村教育已经愈来愈凸显为焦点。

  农村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国家实行了“两免一补”,农村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9%就大功告成?

  远不是那么简单。

  凡是教育,总跟具体的教育内容联系在一起,而教育内容又是跟具体的受教育者联系在一起的。在农村教育中,课程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生活一直是个突出的问题。每一科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由于国家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教材全部重新编写,此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是有两千多年教育传统的国家,而源自西方的近代新教育传入是上世纪初年的事,迄今已逾百年。如果将此百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回顾,那么,站在这条时间之河的下游,回溯河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哪些值得回味的风景呢?

  这是一种关于根的教育

  查出版于1936年的《中国教育史》(陈青之著),笔者看到一份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的初等小学堂必修科课程表。

  表格中历史、地理、格致三科。这里的“格致”源自《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按南宋朱熹的解释,即“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

  且让我们也来“格致”一下。按照一年级的历史课内容为“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事实”,即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及本乡本土古代先贤名人事迹。请注意这两个关键词:“乡土”和“本地”。仔细推究,其背后显然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一个人在开启童蒙之时,历史知识的进入应当首先从身边、从脚下这块土地始,从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始,而不是从国家、民族这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大词始。桑梓与祖国,两者在情感上存在着逻辑的先后关系。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

  并且,可以想象,这些世代相传的故事中的人物很可能是村子里某一座祠堂、某一处牌坊的纪念对象。从这些关于“某某公”的事迹中,孩子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骄傲,进而从精神上与祖先建立起联系,找到族群上的归属感,完成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最原初的确认。与此同时,“善恶忠奸”的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植入孩子幼小的心灵——这就是“历史”教育之根。

  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潘光旦先生60年前有这样的论述: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对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彻底。但是我们如果问他,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祖父母以至于母党的前辈,是些什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什么重要的变迁,出过什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什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不知所对。

  潘光旦这段话针砭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也是对这份课程表中历史、地理、格致三科课程内容的最确切的诠释。惭愧的是,对潘先生说的这些,笔者脑海里也是一团模糊。如果说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机是自我迷失,那么,也许最初的、最根本的丢失便是与这种关于“根”的教育之缺失有关?

  如果仅停留在这一步,显然不够。课程表的设计者考虑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求知的触角日渐向更广阔的时空伸展。到了三年级,历史课程的内容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变为“历朝年代国号及圣主贤君之大事”,即在认识乡土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国家民族历史的范畴:自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一路下来,其间跨越五千年时空,经历了一个民族(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漫长历程。而到了四年级又回到“本朝开国大略及列圣仁政”。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把那些流传于本乡本土的忠烈先贤的事迹——那些铭刻在祠堂和牌坊上的“某某公”的故事,与记载于教科书上的充满了征战杀伐、兴衰更替的遥远朝代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对家国的具体的情感上,建立起个体、民族、国家的初步概念,进而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完成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确认。

  这样一种课程内容设置,显然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再来看地理课和格致课,其思路如出一辙,同样是由近及远——从乡土开始,慢慢扩及本县本府,进而扩及“中国”,最后扩及与中国毗邻国家的地理关系,像涟漪般一圈圈向外推及、扩散。“格致”课略为不同的是:先从乡土常见的动植物矿产,再提升到“重要动植矿之形象”,即由一般到特殊,最后回落到对人自身的认知——“人生生理及卫生之大略”。在今天看来,这门“格致”课相当于“自然”课,但不同的是又包含了“人”的知识。这里其实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且,从这三科的课程内容安排的顺序来看,其背后还蕴含着儒家“道不远人”的思想。

  中国古老的《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的历史、地理、格致教育已经不是纯知识的教育,而是渗入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是关乎灵魂和生命的教育,关乎做人、做中国人的“根本”的教育。可以想见,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首先是爱乡、爱国的中国人,是有“乡愁”的中国人,而这样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不致流为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在一个人的血脉里,与他的生命相始终。


  这份课程表颁布于新教育诞生之初的1903年,像一股涓涓细流。然而在百年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这股细流何以湮灭不见,一如流到沙漠里的水?在今天的六年制小学里已经没有历史课和地理课,当然更没有“格致”课。一至三年级有一门“品德与生活”课,四至六年级则改称“品德与社会”,其中有少量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带着这样的疑窦,笔者开始寻找1903年后的小学课程表。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近代学制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自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全国各地在实施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时值以私塾教育为特征的千年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轨时期,校舍、经费、师资都面临不足。当时校舍大部分利用乡间的书院、祠堂及庙宇,经费则通过向乡民征收学捐来解决。最困难的,则是师资。因为原先的私塾先生只会教孩子“老书”,即中国传统的“三百千”和四书等,不懂现代的“史地化生”之类。当时为应急计,开办了一些简易师范学堂,一面赶紧培养新的师资,一面也为一些年纪还不大的私塾先生提供“转型”培训。

  可见新教育于上世纪初进入中国之时,并不是按部就班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的,相反,如同一户人家抱养一个孩子,及至兴冲冲抱回家了,才发现不但孩子的衣服、鞋袜没准备好,甚至连奶妈都没有请好。

  笔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学务调查报告》中查到,当时阳曲县初等小学的历史、算术课教员是一位廪生,地理和格致课亦同样。故所附“调查意见”中云:

  本省城官立初等小学,仅此一处,而管理员教员大率未能合格。其所用课书,既多不合。即所编乡土历史地理,皆记世系道里,抄录志书,儿童不能记忆,其教授时,先生高坐,一一讲授,全是以前家塾性质,亦不合教授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