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我个人不赞成调整“宽进”。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和“宽进”连在一起，最近对这项政策有很多反思，从贱卖国资到外资恶意并购，还有人提出中国成为海外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这都有一定道理，确实有些政策想得不周全，还有些是被地方政府做歪了。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不可能占到所有甜头不给别人一点甜头，如果光琢磨着每个行业都要保住民族品牌，那么你在世界其他地方收购项目被驳回是活该。

　　真正需要调的是“严出”。其实政策放松已经开始了，政府在鼓励企业海外并购，允许个人在某种条件下换汇到海外，但宽出的主要渠道QDII这两年只闻楼梯声。我相信政策和程序安排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麻烦是连续四年不振的股票市场。现在A股市场出现了生机，相信推出QDII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2005年被认为是QFII发展年的话，2006年就是QDII的破局之年。在资本项目没有全面开放的情况下，QDII可能是调整中国资本管制的一个主打政策。

　　“多余外储”与注资社保基金

　　《21世纪》：除了以上提到的途径，您认为解决超额外汇储备还有哪些方法？

　　陶冬：提出“藏汇于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外汇储备量激增，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正常的需要，超出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资金运作的能力。并且，如此大的资金几乎靠一致的投资策略来运作，投资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回报则上不去。

　　中国的外汇储备受限于运作的安全性、流动性原则，绝大多数资金只能投到G7国家的国债中去。而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有可能十几年后通过发钞票来舒缓财政困境。如果这样，中国人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可能一夜间缩水贬值，但这个问题又是在外汇储备的框架下进行的，没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