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短期实施有困难，但长期来看是合理的。人民币只会升值不会贬值的共识可能只在当下时兴，三五年后就尚未可知，届时资本管制是否还像今天这样严格也未可知。今天社会的共识不等于未来，所以我认为吴晓灵提的方针是一个长远的框架。

　　一个风险转嫁的过程

　　《21世纪》：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实际上也是风险的转嫁过程，应当如何去防范风险？

　　陶冬：不错，把外汇从央行投资变成企业、个人投资，是一个风险转嫁的过程。接受这些外汇的“民”有多少海外投资的经验，有没有风险监管的机制？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问题。毕竟海外市场风高浪急，投资失误也不是靠政策就可以挽回的。这是一个学游泳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向成熟的过程，没有什么捷径，要敢跳下去，不要怕呛水，但千万不要被淹死。

　　市场上的避险工具在海外是林林总总，多如牛毛，有真有假，只有进入市场“游泳”之后才能逐步适应和掌握。国内的避险工具需要央行在政策上大力推动，还需要一些市场的基础设施来配合。

　　哈继铭：吴行长讲到会进一步扩大衍生产品，做大外汇远期市场，我觉得非常必要。汇率波幅的扩大和避险工具的使用，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此外，还需要引进更多的避险工具。央行可以更多地和商业银行做一些掉期的交易，商业银行可以跟市场上的非银行机构做衍生产品掉期和远期的业务。

　　QDII破局之年？

　　《21世纪》：吴行长提到，要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怎么理解这个提法？

　　哈继铭：所谓调整宽进严出，一方面要增强对资金流入的管理和监控，尤其是对短期债的监控。中国外债中短期债的比例较高，而短期债的风险是较大的，中国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这个教训；另一方面，要开始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出去。去年10月我就在一个报告里说，中国应该逐渐开放资本帐户，不仅鼓励资本流出去进行实体经济的投资，也要鼓励逐渐放开资本投资，从QDII做起，尽快做起。中国还可以考虑建立非政府背景的对外投资公司，让它们将资金投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