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藏汇于民”

　　《21世纪》：吴晓灵表示，要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央行似乎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说法，从具体的政策指向上来说，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陶冬：在银行改革全面完成之前，中国资本管制的总体架构不可能有本质性改变。换句话说，资本的投资管理及跨境流动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政府希望做的是拓宽一些渠道，让政府放心的企业、银行加入海外投资的行列。我相信QDII概念要重新闪光了，但QDII中最重要的是“Q”，即“合资格”。

　　“藏汇于民”的思路是清晰的，但做法未必清晰。从长远来看，藏汇于民是对的，但首先是要“民”把汇看“富”。十年前，外汇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硬通货，是“富”，今天的外汇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人民币值钱，因为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已经形成。我们从居民结汇情况不难发现，“民”对于汇率发展方向的预期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民”在近期未必愿意藏汇。

　　哈继铭：升值预期很高的情况下，怎么藏汇于民？只有人民币加快升值到一定程度，并且认为汇率可升可降时，大家的预期小了才行；第二是对有这种预期的人收税。比如，智利曾有过政策，对结售汇收税，降低结汇的动力，这是在热钱流入比较多时的一种管理。我觉得第一种方法，即加快升值幅度是更好的方法，后一种是权宜之计。

　　《21世纪》：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很强，“藏汇于民”就难以实现。所以民间藏汇的一个现实需要是使人民币一定程度地升值，可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就矛盾了。

　　哈继铭：是的，因为升值步伐远远低于市场预期，货币政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难解套的困境。这种情况下，用货币政策本身是难以解套的，必须要用其他政策，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政策组合。我觉得应该是在汇率升值速度加快的同时，用略宽松的财政政策配合略紧的货币政策，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理顺资源价格，同时增加财政支出，以缓解升值对就业和农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