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间税”，就是企业与有关政府部门交往过程中因效率低下无谓浪费的时间。与别的有形税种不同，时间税对于政府与企业而言是双输：企业虚付时间损失效益，在时间成本越来越高的商场只能坐视项目与订单源源流向其他地区；而对政府而言，并未因此得到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财政。行政管制的低效率吞噬了财富的生成可能性，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是为了疗此顽疾。

　　“时间税”的成因，一是因为某些政府部门效率不高，也许政府官员并非故犯，他们甚至马不停蹄四处招商引资，却因为市场环境不佳而难以如愿。政府官员们费尽艰辛招商，有时未必能够敌得上市场化企业几个月的谈判之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曾举例，一法国汽车总裁上世纪90年代跟中国某地谈设厂的事情，谈了9年没谈成，而在印度谈了9个月谈成了（11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可以设想，即便积9年之功终于谈成，以这样的效率足以证明市场环境不佳、行政效率不高，引资结局同样堪忧。

　　对于正在接受市场洗礼的政府部门而言，要放弃计划经济时代对于行政体制的过分依赖并不容易。政府组织架构从计划时代的管制式服务，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主动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转变过程，目前正在各地推广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快速通关等，都是在这方面的努力。

　　这些努力固然可贵，但要巩固成果，关键在于这一转变应该成为制度性改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应成为个别地区与个别官员主观认知的体现，一旦任期届满就人走政息，或者推倒重来，反而造成市场预期的不稳定。

　　另一种情形是，一些政府官员还习惯于用管制经济的思维指点市场江山，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资源调配权。由行政部门推动的审批制度改革遭遇阻力就是例证，一些部门官员大玩技术游戏，或者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或者偷梁换柱，缺乏制衡的结果是行政审批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甚至造成“九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指屠宰市场）”的极端低效现象。

　　当然，更可怕的情形是少数政府官员主动设租，表面上是为了提高企业标准，实际上是寻求更高的租金。

　　这主要表现在滥用行政权力，插手具体微观市场，设立种种经营指标，使企业动辄得咎，逼迫企业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政府官员周旋，并因此陷入权钱交易的灰色旋涡。

　　“时间税”是市场经济和行政能力的双料腐蚀剂。

　　世行此次“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是用新名词提出了一个老问题，在市场经济土壤改良的关键之处，一些地区仍未有根本性改观。这些地区想要取得经济发展的进步，比引资更重要的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加管制透明度。一言以蔽之，减少企业“时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