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金融市场进入法律审判密集期：10月31日，遂宁市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周益明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昔日“福布斯最年轻富豪”、四川明星电力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周益明等人掏空上市公司5亿多元，走上审判席；11月2日，检察机关对健力宝集团前总裁张海以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共计2.38亿元为案由提起公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1月7日，在相同的法院，检察机关对顾雏军等9人以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等4项罪名提起公诉。

　　毫无疑问，这些资本玩家走上审判台有助于我们廓清中国初级资本市场的规则和潜规则，并且由此帮助找到一条大方向相对正确的资本市场之路。这也意味着某一类型的资本玩家的游戏成本会因此上升，但这绝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资本玩家的好日子就此结束”。在积淀了过多的圈钱恐惧之后，多数投资者都需要有一个相对纯净的资本市场，但中国本市场的改革远非一蹴而就，以为单项改革的成功就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是不现实的。

　　张海与顾雏军案发年余，在关于资本市场是否成为玩家腾挪财技的大辩论中败下阵来以后，他们发迹与财富增长过程中的暧昧之处受到了严格的追究，经过各方激烈博弈，最终走上审判台。这一结果得来并不轻松。与此相关的背景是，今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对资本市场经济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空前加强；今年元月起生效的新《证券法》赋予证监会准司法权，理论上使资本市场的违规违法案件的处理效率大大加强——我国的资本市场在以往的经验督促下与民众的呼声中一步步走向“严刑峻法”。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顾雏军等人并不是因资本游戏而入狱的第一人，从跌倒在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的管金生、张国庆、朱小华、王雪冰到近日以受贿罪被判徒刑15年的建行原行长张恩照。这当然并非中国资本市场之幸，一个国家金融人才的大规模沦陷，说明资本与金融市场危机之重。其中的原因，除了老生常谈的公司内部风险控制不到位、监管缺失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正常创业土壤的缺失？

　　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先天不足，需要经过两次大手术：股改是第一次，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利益合而为一，是消除非流通股圈钱动因的重要方面；解除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变更的一股独大特权是第二次，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有潜质的企业与优秀管理团队进行嫁接，提高企业的效率。进行完股改之后，似乎有关方面不仅不急于进行第二步的工作，反而通过行政命令死保国有控股权。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搁置国资流失的争议，同时保障了相关行政部门的资源调配权。衍生结果是使得资本市场中的血缘贵族群体难以消解、盘根错节，导致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不容易通过正常的途径步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保留控股权的做法也使得多数国有企业的最后操纵权落入地方政府甚至是乡镇政府手中，无论是张海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资本游戏中处处可见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的身影。资本游戏是一个道具，背后遮掩的是这些地方国有企业的每况愈下，官员的失职，与权贵阶层借资本市场获得共同利益的集体合谋行为。

　　行政资源调配权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创业环境一天不公平，就会有张海、王海们挺身游走于资本市场与行政权力的边缘地带。目前在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清欠过程中，出现越清越多的现象，不少圈钱事件陆续曝光，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人以为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狡诈”与“冷酷”所致。这种道德原罪论的推断值得警惕，它不仅会导致对市场化的歧义理解，更会在无形中压榨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生存空间，使资本市场成为国内权贵与国外大鳄的游戏场所，很难说结果会比玩家市场更好。

　　　这些资本玩家的失足之处在于，他们借用了地方政府的虎皮之后，却无法平衡各方利益，终于祸起萧墙，遭到反噬，成为新刑法与新证券法的试金石。当然，这绝不是说通过关联交易获取利润、通过银行贷款与上市圈钱作为在行政性市场的晋身之阶是正确的，对于任何一个资本市场而言这都是致命的腐蚀剂。但我们切不可在清除小蛀的同时忽视了巨蠹，看到小病的同时忽略了大疾。

　　对中国资本市场危言耸听不是本文的意图，但以一两个案例来断定中国资本市场的纯洁性终属可笑。我们与其关注法律如何处置一年前的案例，不如回过头来关心一下证监会将怎么处理股市正在发生的洪都疑案，怎样处理在顾雏军等案件中牵涉到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怎样面对有关中小股民的索赔请求——对当下案件的调查和处置，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对背景深厚的国外知名公司的处理，既能反映出决策层整肃市场的决心，也能看出证监会获得准司法权之后的行政效率，才是真正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