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卫方：司法是否应独立于民意之外
- 来源:南都周刊
- 日前，新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珠海视察时提出，判不判死刑有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王胜俊的谈话被报道后，引发了普遍关注。最富争议的是“将群众感觉作为判死刑依据”这一条，许多人担心这会带来民意干扰司法独立的问题。而另有一部分学者（如法学学者何兵先生）则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有“司法民主”的意义。那么，如何来衡量多变的民意，民意应如何介入司法、监督司法？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 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司法改革的彷徨
南都周刊：王胜俊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贺卫方：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中国现在司法改革处于一个彷徨期。肖扬时代法院、检察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中心是提升司法专业化水准，解决一些执行问题，强化程序意识。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但更重要的一些体制性问题没有触动，比如司法还受外部权力的干预，不能很好地判决每一个案件。另外在一些敏感、重大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公开性、透明度都明显不够，司法对纠纷的解决能力没有得到强化，比如土地拆迁问题，法院竟然不受理了，或者受理了也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有人提出是因为国民对司法的监督不够，要强化民主，让人民更多地来行使司法的权力，而不能把司法权垄断在法官手中，学术界也有这样的主张，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
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决心去开启司法独立的大门，更多的是在做修补性、技术层面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矛盾是，如果强化司法的专业化，民众会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停滞司法改革已经不大可能，现在在专业性和更大众化之间存在徘徊，甚至有迹象表明，对司法改革有相当决定权的领导人较偏向后一个取向，迎合和满足国民的情感需求，这也是司法改革处在彷徨期的写照。此外，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所谓的宽严相济，乱世用重典，不仅考虑法律效果，还考虑综合治理和社会效果，这一思路很久远又一直延续下来。
南都周刊：你怎样看待这三个判不判处死刑的依据？
贺卫方：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不是一种很切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新颖的表达。王俊胜院长刚上任，大家都比较关注他的举止言行，这有点像他的履职演说似的。他在中国政法系统工作多年，是中国近三十年司法改革进程的亲历者，我们寄希望于他能在前任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这是一个司法最高长官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作为最高的司法长官，在当前司法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他的言行对于法官、法律界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话会起到一个什么效果？会不会引发国民担心的以民意来作为判死刑标准的问题，我觉得不会。
司法重要的是以法律为准则，法律不能适用于难以捕捉的、难以量化的因素。法官对于治安状况和民情的考量，不应该完全杜绝，但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考量。严格地依照法律来审判，实际上并没有否定另外两者的考量。刑法中判刑往往都有幅度，如“五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这里面幅度就很大。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法官对民情本身，对治安状况的判断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感受上的差异。有时某一案件的高发有地域性差异，有时甚至是社会活力的表现之一。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前后恶性犯罪率变化并不大，立陶宛在废除死刑后，恶性犯罪率反而在呈逐渐下降趋势。韩国已经不执行死刑十年以上，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社会治安恶化。根据社会治安状况来考量，无非就是说如果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不该判死刑的判死刑，或者说该判死缓的判死刑，刑事政策与犯罪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近年因腐败犯罪被判死刑的大吏。就群众感觉而论，官员腐败，已经天怒人怨。今后，民愤会不会成为对贪污犯的判决依据呢？
民意难以衡量
南都周刊：王院长还提到“群众感觉”，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怎样来衡量社会和人民的感受？
贺卫方：民意更是难以衡量。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国民对同一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看法。比如今年两会期间，民营企业家张茵就劳动合同法发表看法，民意对此的反应是分裂的。而在涉及刑事案件中，民意更是不一样，会受到复杂因素的左右。比如，信息发布者是以怎样一个口径、怎样的叙述方式来描述事件本身，同一个人，可能被描述为罪恶昭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而在另外一个记者笔下，又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同情者。现在网络上民意更是潮起潮落，多变，难以琢磨，难以衡量。
南都周刊：尤其现在利益群体化，阶层化日益明显，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利益群体会做出不同的评价，甚至截然相反。
贺卫方：是，所以说民意存在很多变数，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的标准来衡量，某一地方的民意，也不是十亿多人口的民意。
南都周刊：对同一个案件，可能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看法也不相同。
贺卫方：两者的看法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中国大剧院，好多人都说太丑陋，与天安门附件的建筑风格完全不搭，不和谐。但我却听到台湾的一个建筑师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任何对于旧有建筑风格的模仿都是拙劣的，不可能与太和殿的宏伟壮观相匹配，这时最和谐的恰恰是差异性最大的。他的这种看法是有美学上的判断基础，你看，这种差别有多大。
南都周刊：就像去年我们俩在此聊邱兴华案一样，如果按照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邱兴华早该杀了，而你和其他法学家却呼吁在此之前，必须要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
贺卫方：我们判断国家是否法治的一个标准，恰是司法能否独立于民意。司法要是不独立于民意，那就成了群众审判大会了，大家举手表决，这非常可怕。中国现在还处在司法专业化程度很低的阶段，20万人的法官队伍，真正科班出身，读法律的只占其中的20％不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追求的恰是进一步提升司法的专业化程度。如果了解司法职业的运行逻辑，司法的专业化绝对不是专横，第一，任何一个案件的判决，必须依赖于现行的法律条款，不能根据法官的想法来凭空判断。第二，司法的审判过程必须要进行说理。第三，司法审判过程必须是三头六面，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大家各摆各的道理，做出交涉和辩论，最后做出判决，而且还有一个上诉机制来纠错。
过去十多年大家都在努力推动这一趋势，但现在让人担心的是，有人在否定这个趋势，在司法还没有独立和专业化程度不够时，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本新闻共2页,当前在第1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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