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问题
在20世纪的金融发展史上，人类社会经历了由金属货币制度到信用货币制度的巨大 转变，在金融机制的反作用下，世界经济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以及经济发展金融化与信息化相交织。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都必须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问题统一加以考虑，而在资本国际化的背景下，一国国内储蓄的低速走势会得到国际资本流入的弥补。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和信息化趋势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对一些既实行开放体制又存在结构性及宏观政策失误等问题的国家带来了一种外部冲击。这种冲击通常有两种后果：一是产生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二是通过金融危机的发生及时暴露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制度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缺陷。
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也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领域中两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金融创新通常指由金融微观主体在一定的制度或监管政策背景下能动地改善金融活动方式的行为，而金融自由化则是由货币当局倡导的以放松管制、提高效率为基调的金融改革行为。
从实践经验资料看，金融创新活动总是与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相联系，因此，不管某一具体的微观主体的创新动机如何，金融创新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金融自由化则是一个关系到总体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性改革举措，什么样的国家可以搞，什么样的国家暂时不能搞，金融自由化的进度及市场开放步骤，需要预作准备的基础条件及配套政策等等，都需要进行缜密周到的的设计，一个盲动的、以金融自由化为基本内容的金融改革，常常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危害，从倾向性上说，金融自由化是对那种政府行政权力与金融资源分配权力相结合模式的一种反动，后者有利于在短时期内调动资源实行所谓的赶超战略，但容易滋生腐败、埋下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虽能矫正这种模式的缺陷。但其实施所要求的市场条件、信息法规基础、宏观调控政策、改革政策出台时机等约束条件较多，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从世界一些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看，即使是内容大体相同的改革，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实施的结果可能极不相同；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体相同，但由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各种政策措施有所不同，其改革的经济社会后果可能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以金融自由化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必须在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改革时间表。
电子货币是20世纪金融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发明，目前这种货币形态表现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贮值卡和网络货币两种具体形式，尽管其应用范围还有待开拓，应用中出现的新问题需加以解决，但它对传统的货币交易和支付方式、对货币当局金融监管、乃至于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可能提出的挑战却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面对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货币经济学"假说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子货币的出现对传统的记帐方式和支付系统的冲击及其对金融理论观念的影响。一些提出这一假说的经济学家认为，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使得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这两个传统上紧密相连的货币职能逐渐分离，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将随之消亡，自由放任下的宏观经济将具有物物交换的特征，金融活动也不再对价格水平及实际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未来的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能否被新货币经济学家言中，这也许能在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金融实践中部分地得到验证。
二、世界金融改革的基本趋向
金融改革是金融实践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人们通常把金融改革定义为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革命及制度创新过程。20世纪是金融改革在最后几十年内形成世界性趋向的世纪。
从经济体制条件看，世界上已实施过金融改革和正在从事金融改革的国家，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三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后来转向市场经济的所谓"转型经济"国家。尽管存在着经济体制和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异，但从这些国家金融改革政策的内涵看，其基本趋向都是一个"放"字。
所谓"放"是针对实施改革国家以往通过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或者"管"字而言的。并且，大多数国家都把金融改革直呼为"金融自由化过程"。只不过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环境、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差异，有些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对自身的改革设计赋予了不同的内容罢了。
最早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如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它们都将金融自由化的内涵确定为减少政府对利率和信贷分配的干预。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智利是1974年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其他国家则是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才开始着手金融自由化过程。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出现了一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它们的总体改革步调大体一致，其政策内涵都充分体现了放松国家干预的趋向。90年代中后期，世界性金融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实施以金融自由化为内容的改革，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等。这其中又以美国、日本的金融改革方案主题最鲜明，主要是从提高资本运动效率人手，废止过去一直执行的对金融领域中银行贷存款业务、保险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业管理制度，让混业经营取而代之。
应当指出，实施金融自由化也要支付相当的社会经济成本。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不仅内容不同，而且在策略上效果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中国来说，更有借鉴意义的是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点，1997年7月在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后，意义更显得重要。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结果看，推行以自由化为基础的金融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１.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和社会总供求的大体平衡。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一般都不够发达，资本长期短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迅速提高的后果，高利率使借款者的负担增加，而信贷配额的松动又容易使信贷规模以很快的速度扩张，整个社会的借贷活动中的违约道德风险会急剧提高，社会总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就会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２.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和国内利率管制的放松应稳步进行。在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突然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和放弃利率管制，利率的频繁变动和居高不下会对本币汇率的稳定性造成伤害。国内利率水平较高固然可以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但长期高利率也会因利率背离均衡水准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特别是，一旦利率下跌，就可能随时出现资本外逃现象，对本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巨大冲击。
３.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时，以银行体系为中心实施金融自由化必须做到鼓励竞争和加强监管相结合。在放宽限制的条件下，银行在自由化过程中容易产生短钱长用的倾向，这会使银行面临挤兑和破产的威胁。因为在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时，银行的资产容易流向中长期投资领域，一旦出现货币政策紧宿的情况，银行的流动性就会短缺，资产负债表会出现非常难看的情况。银行的流动性不足还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用于短期贷款的资金来源减少，使经济体系中非银行部门的业务受阻，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行也可能受到影响。
４.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否成功，仅靠制度因素不行，还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在一个长期受到金融压制的经济体系中，市场参与者的知识结构、工作才能及行为方式等等也都会打上旧制度安排的烙印，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制度发生突然的改变，这些市场参与者诸如银行管理人员、信贷人员、借款者及政府工作人员等等，他们的自身素质还难以适应这种新的自由化竞争体制，因此，即使是一个考虑周密的自由化计划，也会由于缺少高素质市场参与者或者说组织保障的配合而产生不理想的结果。
５.在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不能只用Ｍ２／ＧＤＰ或Ｍ３／ＧＤＰ这样简单的金融统计指标来度量阶段工作成果，应当对这些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应当将金融部门的发展和实体部门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分析，应当在金融结构变动中注重将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引导的金融市场发展政策。粗略的、教条的金融深化指标并不代表全社会福利水准的提高。
６.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必须营造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如完善的法规法制、会计制度、信息提供及严谨的监管框架等等。营造良好金融运行基础的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风险，保证竞争的充分性和公平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金融效率的目的。
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做法，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市场条件、国家财力、法制环境等许多方面都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这就要求它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当是审慎的、渐进式的，而不应是鲁莽和突变式的。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对这种改革政策能取得预期成果作用极大，它应当立足于本国实际采取放松管制与逐步减少干预程度相结合的方针。
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点具有双重特色，一方面，它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曾实行过集权封闭统制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实施金融改革，不仅要完成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而且还要对旧体制形成的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造并形成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接。 在一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金融部门是执行分配和调控职能的部门，因此，彻底的金融改革实质上也是对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改革。在传统计划体制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计划统配社会物资资源和货币资金的财政主导型分配方式把作用小得可怜的银行系统置于完全从属或附庸的地位，金融压制是市场压制的一个侧面，这种经济体制选择的结果就是低下的生产效率和粗放型的经济成长，我们是花了三十年的代价才开始走上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改革内容的正确道路上来的。
中国的农村改革、城市流通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及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具有"放"的特色。而金融改革虽然没有提出"金融自由化"的口号，但从步履蹒跚的实践看，我们所做的已远不止早期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家所操作的那些内容。从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立的组织体系改革到金融机构多样化、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培育，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到逐步开放中国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正经历着一个稳健的金融改革过程。在复杂的金融体系改革中，我们可能走过弯路，也许正在采取的措施中在将来反思时会被定义为某种失误，但是，我们把握住了"放"的基本趋向并为稳妥起见，将"放"与"管"恰当结合起来，仅此就足以证明；我们正确地把握了改革的方向。
三、金融改革的理想目标
经济发展和总体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每个阶段中，应当有不同的主攻目标，因此，从操作角度说，只有明确订立每个阶段的政策目标，才能将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在整个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的长过程中，还有一个比阶段性目标更高一级的目标，那是按我们现在的理论眼界确立的终极目标或理想目标。一般地说，实现理想目标要有更多的约束条件，因而，阶段性目标总是在理想约束条件不完全具备时在改革过程中要逐步达到的目的。在发展阶段上，阶段性目标要为最终目标服务；不这样做，改革就会南辕北辙；但最终目标并不能代替阶段性目标，不然，就会犯轻率冒进的错误。在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应当是建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开放、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
那么，"自由、开放、安全、高效"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
所谓"自由"，其涵义大体有三：（1）降低金融行业的进入壁垒，改革目前内资金融机构的国家垄断状况。有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持积极欢迎态度，却为非国有经济成分提出的申办金融机构要求如此严加限制呢？在严重垄断和严厉管制的措施下，缺少多元主体参与的金融业，能够形成充分竞争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自由或相对自由进入是充分竞争的必要前提，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在近二十年的改革中，中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一样，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无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口号喊得多响，实际上，仍然没有能解决人们业已看到的所谓"资产所有者虚置"的问题。中国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低下，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国有国营的普遍垄断倾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2）走世界上金融业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道路，在业务管制上充分放开，由现在实行的专业管理走向混业管理经营，让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产品在与金融实物资源的对流或独立运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让微观金融主体在金融创新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3）货币当局按世界惯例与政府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成为自主决策、灵活运用政策工具、不对政府承担非经济融资义务的宏观调控主体。
所谓"开放"，就是要在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使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全方位对接或融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既是解决外源融资的过程，也是市场份额的让渡过程。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的转型经济中，对开放主体至关重要的是控制开放的节奏，以避免外部资本市场冲击及特殊情况下资本外逃产生的金融风险。但是，在我们讨论金融改革的理想目标时，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及金融基础等条件都已被作为暗含前提，即这些条件均符合充分开放的理论要求。实际上，作为不久即可能实现加入世界经贸组织目的的国家，在考虑金融开放目标时，也不能不考虑国际组织的成员义务条款，金融市场充分开放是成员国互惠待遇的基本内容之一，从这一点似乎可以说，金融改革理想目标中的"开放"目标是无须过多讨论的。
所谓"安全"，核心意思就是规避金融风险。 这是金融改革理想目标中操作难度最大的一个目标。从全世界的经验教训看，一国金融体系维持安全运行有赖于四个基本条件：（1）货币当局要有制定和操作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它不得承担为政府提供膨胀性融资的义务；（2）金融基础设施必须健全，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包括先进的支付清算技术、法制法规、信息提供、会计审计、市场体系等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金融运作要保持极高的透明度；（3）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及现代化的监管手段；（4）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好配合，具体就是说：金融运行要为提高资本形成率服务，为内涵经济扩张提供资本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部门的良性循环才能为金融流转奠定物质基础。
所谓"高效"，就是指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1）金融产品的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市场的供求信息；（2）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在市场参与中不存在非经济因素的障碍；（3）金融市场中不存在垄断性主体；（4）政府、企业、家庭及金融部门间的竞争制约关系能够产生更高层次的公众利益导向型经济发展趋势；（5）市场通过金融变量能最大限度地校正或弥补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缺陷。
任何经济理论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假说，我们对金融改革理想目标的探索性定义也是一样。对于实践者来说，理想目标只有部分的可行性，因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只有阶段性目标才具有完全的操作意义。
四、金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理想目标的确定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中，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必然出现以主要矛盾发生作用和解决为特征的各个阶段，而一个阶段只能有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理论应用到金融改革方面并选取一定时期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当然，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目标，从操作角度考虑，它还必须具体化。 朱 基在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精彩的答记者问已被国内外看作是"中国新内阁的施政宣言。"在这一宣言中，金融改革与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被列为新政府头三年要解决的"三个到位"之一，并且，金融改革在三年中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是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由此，也可以把"建立三个体系"看作是决策层确定的我国近三年金融改革的目标。
在三年的时间内建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三个金融体系，这自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且不谈这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三个体系能否在三年之内建成，仅就把"建成三个体系"作为金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的全部内容这一点看，恐怕也存在一些需讨论的问题。
也许，亚洲金融危机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国际经济事件。总体改革和金融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的中国已经注意从这一危机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对自身的改革部署作相应的调整。那么，能否说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三个到位"之一的"建立三个体系"就是吸取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对中国金融改革部署作战略调整的结果呢？回答如果是肯定的，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是由于其金融体系传统、古典、落后才导致了这场危机吗？难道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它们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吗？显然不是。
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通过政策手段和制度改革措施化解金融风险而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
从爆发过金融危机国家的实际经验看，当系统的、全局性金融风险爆发为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一国的经济就会出现衰退，甚至还会引发政治危机。
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要避免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就必须正视中国金融领域中的危机隐患，并将之作为近几年优先解决的问题。在近年来的研究讨论中，理论界和决策层似乎已达成如下共识：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由国有企业债务造成的银行不良债权；二是证券市场风险；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行为造成的风险；四是由非法金融活动造成的个别风险。
在这四个方面的金融风险中，后两方面的风险一般可视作个别风险，而前两方面的风险则有可能形成全局性系统风险。按照流行定义，风险是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或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同金融危机存在着从量到质的区别。可以说，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全局性的潜在收益损失转化为现实的收益损失的结果，存在着系统金融风险就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反过来看，只有不断消除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才能有效避免金融危机。
那么，可否认定，中国目前只存在金融风险而不存在金融危机呢？
世界上的金融危机从表现形式说，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由银行系统大量不良资产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转化而成的支付危机；二是由资本市场风险转化而成的股票债券危机；三是由于外资依赖度过高由外资大量抽逃或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危机。这三类危机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在高度连动的现代金融体系运行中，它们又存在着转化关系。例如，当货币危机发生时，人们为保值目的提取本币存款，抛售股票债券并用手中的现金兑换所信任的外币，这自然会产生股票狂跌、银行存款急剧下降、汇付困难等连锁经济后果，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信用和信心编织而成的工具链条，不仅三种金融危机之间具有连动性，而且每一个特别的危机中也存在由局部向全局自动蔓延的特性。假若我们承认这一论断，那么，就有一个必须注意到的暗含前提，那就是：对一个大国金融体系来说，即使暂时未出现全局性金融危机，但并不排除某些地方某个系统出现局部性危机的可能性。例如，假若中国目前有某个省的金融机构已陷入全面的支付危机，即不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能保证对顾客存款的兑付，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的日常兑付也只能靠占用以百亿计的联行汇差来支撑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局部的金融危机。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够避免金融危机，但这种目标要靠正视现实的精神和得当的政策配套措施做保证。如果我们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局部可能存在的危机及时化解并妥善处理那些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矛盾，应当说，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将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至于说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所谓"建成三个体系"的金融改革阶段性目标，从实施内容上看，我想，它和本文所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目标并不存在不相容关系。在解决金融风险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不断地进行"三个体系"的建设工作，这两项任务也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从逻辑上说，在中国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中，体制的或制度性因素起主要作用；政策选择的失误也大多与体制或制度性背景有关。在化解金融风险时，肯定会触及"三个体系"中存在的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相适应的问题，这自然会提出对金融机构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进行积极改造的任务。但如果只将"建成三个体系"作为近三年的金融改革阶段性目标而忽略了急待解决的规避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问题，那么：（1）"建成三个体系"似乎有忽略现阶段主要矛盾之嫌；（2）如果我们期待的"三个体系"是有客观标准的现代化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体系，那么，这个任务即使在五到十年中完成，其效率也会令人咋舌。因为作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金融体系的全面现代化，其发展进程不仅有赖于总体经济结构和微观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而且还有赖于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社会组织保证以及科技、教育、法治环境、信息基础设施等诸多条件的彻底改善，要完成这些条件准备工作，三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五、关于近中期金融改革操作的建议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从国际环境看，东南亚五国、日本、韩国和俄国正遭受金融危机的困扰，中国几乎处于金融危机的包围之中。
在国内情况说，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就业形势严峻，市场销售不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给过剩与城乡居民的收入低速增长已使宏观经济呈现被动的通货紧缩趋势。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我们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对总体改革最具影响的金融改革，才能抵消来自周边国家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解决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我认为，中国在今后三至五年内，应该做到：
㈠抓紧进行银行资产清理和贷款质量分类工作，俟清分工作结束后，对存量不良资产进行综合处理，并实施新的业务创新改革。
改革二十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已使得银行成为全社会资金分配中最重要的部门。从目前情况看，每年全社会新增货币资金约8%来自银行的信贷资产，在银行约13亿元信贷资产中，帐面坏帐比率只有2%，显然这是个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的数字。按照一般规律，只有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善性，提高经济运行的透明度，才能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因为信息的真实和准确是货币当局监管工作的必要前提。中国的货币当局在总结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因应对策。现在的问题是：在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银行贷款清分工作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金融改革和保障经济成长？
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不良资产──都只能靠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式。中国的不良信贷资产既有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大量积淀，也有经济转型时期由政府对国有企业倾斜性政策及其他种种原因促成的巨额呆帐坏帐。在这些不良资产的底数摸清后，为使商业银行能够轻装上阵，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资产剥离，即把那些不良资产从现有的信贷盘子上划出，并成立专业性坏帐处理公司，由财政向这些公司注资，这些公司用打折的方式购买银行不良资产，然后对所购买的不良资产进行分类，分别采取追讨贷款、落实抵押品转让、资产证券化售出或坏帐处理公司直接参与债权企业经营管理等等手段。按照我国目前的一般做法，各商业银行在追讨呆滞贷款和资产保全工作上已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许多银行追讨回的资金远低于追讨成本。成立专业性坏帐处理公司来剥离及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是被国外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坏帐处理方式。坏帐处理公司的工作状况是否理想，取决于该类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设计和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择。成立专业性坏帐处理公司实质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种机构创新试验，这种试验如果成功，不仅能解决中国银行系统的存量不良资产问题，而且也为将来不断出现的增量不良资产的处理营造了一种稳定的化解机制，这种机制与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素质的努力相结合，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中国银行系统信贷资产的运行质量。
如果银行信贷资产清理分类工作能达到预期目标并采取了恰当的处理措施，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就应该以新的姿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内容就是如何用业务创新方式去提高金融效率。在中国货币当局近年来对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施严格的分业管理办法，而且，这一举措又是在世界上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由分业管理走向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背景下出台的。
毫无疑问，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选择都应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我们承认，中国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最大区别在于①微观主体素质差；②金融工具落后；③信息基础和制约机制不完善；④监管水平较低。但是，这些结构性缺陷的校正或弥补只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完成。为稳妥起见一味地沿用似乎得心应手的老式管理办法或管理模式，虽能挨得暂时的稳定或安全，却会大大降低金融效率、错过结构性调整时机，并延缓中国总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广义金融改革中的"管"与"放"与狭义货币政策中的"松"与"紧"一样，审时度势，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适时变动调节方向是十分正常的。对于决策层来说，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调节方向改变的时机。我认为，在全国银行信贷资产清理分类工作结束后立即采取较大的改革动作-以允许资产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扩大服务领域，由分业管理开始走向混业管理为基本内容──是十分适当的。资产质量是一个金融机构综合素质的反映。允许资产质量好的金融机构同时开办存贷款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实际上也是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谁的综合素质高，谁就应当在金融市场中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谁的综合素质差，谁就应该让出市场份额乃至被淘汰出局。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真正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而且，从规避金融风险的角度说，这种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领域中的系统风险。
㈡抓紧建立风险投资体系，为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高民族经济竞争力服务。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极特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①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短缺时代已告结束，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产业行业的生产能力已大量过剩，基本生活资料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②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呈现增长乏力的势头。③充分就业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调节目标，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越益发挥的客观条件下，具有总量扩张功能的经济政策已显露出它们在结构调整方面的局限性。④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制度能量释放因素和资本投入因素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而技术进步贡献度却远远低于亚洲某些新兴工业国家。
世界经济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核心，成为一个国家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理论研究和经验资料显示：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是资本投入（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推动力量。
韩国和东南亚五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追求高速发展时，不是依赖技术进步和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相对经济效率，而是依靠大量的资本扩张和大规模的资源投入，结果导致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资产价格和本币币值严重高估。
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在于高新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知识"能否与"经济"相融合，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市场评价、市场检验过程。这一过程是否成功不仅依赖于高新技术成果本身的市场价值，而且依赖于客观上是否存在一个能对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支持系统。国外经验已充分证明：风险投资体系就是行之有效的高新技术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支持系统。
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就是要通过一套新的金融机制促进资本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这不仅会对提高民族经济竞争力的长远战略目标起到积极作用，也是调整全社会融资布局、改善金融结构的重要举措。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越来越大，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困扰的国家尽管国情差异很大，但一个共同的问题都是金融结构严重畸形。中国目前还未出现金融危机，这并不意味着对我国金融结构方面的问题可以掉以轻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已蕴含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这种风险的形成说到底就是因为银行对大量技术含量较低和缺乏竞争优势的产品、产业、企业提供货币支持的结果。为避免金融风险演化为金融危机，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功能健全、富有效率、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投入为服务对象的风险投资体系就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在过去几十年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方式。由国家承担的大量预算科研经费支出相当一部分起到了种子基金的作用；由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类似支出，也大都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这种仍然带有计划体制烙印的资本与科技融合方式，始终处于一种无规则、低效率的运行状态。对于高新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巨大需求，现存的资本支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方式上说，都很不适应。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既有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市场需求，也有高储蓄率支撑的资本供应能力，因此，应该把建立风险投资体系立即提到工作日程上来。
风险投资是一种以极具发展潜力且又存在相当程度市场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投资对象的特殊投资方式，风险投资的运动要求一种制度性、系统性的支持，这个支持体系就是我们作为研究目标的风险投资体系按照经典定义，所谓"体系"，就是有建属关系的的全体，因此可以说，所谓风险投资体系就是与风险投资活动有内在联接的关系的总和，它的基本构成部分为：投资主体（出资人与资本管理人）、市场条件、投资对象（高新技术企业或该类企业金融工具）、中介组织、监管机构及有关金融机构等。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必须确立两项基本方针：
1.将风险投资机制建立在市场经济机制基础上：
──面对市场，拓展风险资本来源，避免出现依赖政府或国企出资的现象，培育多元 投资主体；
──对存量风险资本进行整合，运用新机制支持高技术企业；
──在风险资本运用中强化约束和激励机制；
──培育服务于风险投资市场的社会中介组织（如标准和认证机构、监督和信息披 露等机构、沟通债务融资的担保中介机构）；
──营造风险资本进入和退出的微循环市场体系；
──和国际风险资本市场接轨。 2. 充分发挥两级政府的作用，加速风险投资体系的建设步伐
──中央政府可按照"不出钱、给政策、改善环境、控制风险"的原则①鼓励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个人参与创办风险投资公司，在市场准入上开绿灯；②对于风险投资活动给予税收优惠；③为疏通风险投资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转让渠道提供市场条件；④抓紧制定《风险投资暂行管理条例》并在一段时期后过渡为正式法律法规，组织相关结构担负监管职能。
──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①对现有的科技创业中心和高科技开发区进行整合重组；②对多年来仍处于流转状态的科技开发资金进行清理，增量部分视各地财政状况确定，将两部分资金统一用做政府出资的风险投资资金；③在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副部级市一级统一对风险投资公司及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标准；④在现有政策背景下尽可能为那些已形成一定规模、具备相当增长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转让创造便利条件。
㈢调整资本市场发展思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运作监管。
中国资本市场中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股票市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市值已达2万多亿元，在总体融资格局中，股票融资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不止于解决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而且还含有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乃至于改革经济调控方式的意义。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这在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但我们在利用资本市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极端化偏向，即：在上市公司的选择上基本限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兼并题材的又可优先考虑。在全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大量经过包装、素质并不很好的国有企业上市，使中国的股票市场蕴含了一种极其特殊性风险：即旨在为国有企业解困圈钱而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积聚到一定时候肯定要释放出来对社会经济安定造成威胁。因此，在近中期内，我们必须调整资本市场发展思路，具体建议是：
1.立即改变歧视性上市政策，所有的企业不管其产权性质如何，都应当以效益和发展潜力为标准进行统一衡量，够条件的才可上市。
2.改革目前采取的按条块分配指标上市的审批制度，采取一定措施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登记制过渡。
3.将上网定价发行制改为竞价发行制。
4.按招股说明书的资金运用计划对股票发行企业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管，对将资金挪作他用的公司做严厉处罚。
5. 强化退出机制的作用，对上市公司中违规运作或质量很差者给予停牌、摘牌处理。
6.在强化对资本市场监管的同时也加强对上市公司报批审查机构的监督，对营私舞弊 者绳之以法。
7. 应寻求恰当的路径疏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券商与银行间的资金渠道。
8.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使创新型中小企业也能得到上市或上柜的机会。
六、 结语
本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即将到来，在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的形势下，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所采取的金融改革政策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总体经济改革，而且也会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走势产生相当的影响。只要我们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采取有力度的配套性改革措施，一定能在解决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主要矛盾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